原编者按：

1. 生产力是指人类对自然科学利用程度的描述。但工具是为人所用。有具体的阶级来使用，资本主义是借用生产资料去剥削人民。而在唯物主义的认识下，马克思认识到无产阶级将掌握生产力的未来，无产阶级也将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

2．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了解这¹个过程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重要意义。

3．生产力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下来理解。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它反映着生产关系的演变和变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前进，而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

4. 正是在对生产力概念提出了全新的见解以后，马克思才创造性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尽管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不断降低，但价格逐渐回归劳动价值、利润率降低会使资本越来越倾向于转向金融等生产性不足的行业。在以利润为导向的情况下，生产力越是发达，其发展就越受到生产关系的束缚，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原编者中按：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 “劳动生产力”原则，成为了马克思 “生产力”概念的重要来源。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生产（produce）”一词是将已有的东西向前引导，而并非凭空产生，这也同马克思主义当中 “对自然界的改造”的含义所契合。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在对于劳动生产力的分析当中，仅仅局限于了分工所指向的含糊“动因”和所谓“财富分配”，从而忽略了社会分工发展的动力和影响结果。马克思则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扬弃，使得“生产力”概念的建构真正具有了衡量社会发展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首次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正式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写于1845年下半年到1846年间，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与新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通过对马克思手稿笔记的考证，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一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提出的“劳动生产力”，二是德国社会主义者赫斯在对金钱异化的批判中提出的“共同活动即生产力”的观点，三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独创的“生产力理论”。在这里，本文将集中对斯密的劳动生产力理论进行探讨，以期说明马克思《形态》中的生产力概念。

亚当-斯密第一次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生产力概念是在著名的《国富论》中，他明确提出了“劳动生产力（productivepowersoflabor）”这一概念。在斯密以前，很多从自然法角度探讨经济学的思想家们，如巴本、配第、洛克等，都涉及力量的讨论。他们所说的力量往往是大写的Power，只有同样大写的神、大写的人、大写的法和国家才拥有大写的绝对力量。自命尊贵的英格兰人将苏格兰人鄙视为“野蛮人”，但正是这个出生于苏格兰的“粗俗之人”，开始谈论人们为了维持吃穿住行、每天都在进行的生产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斯密提出小写的物质生产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归功于社会等级中最为卑微的劳动，开创了描述现代性生产的经济学。斯密因此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后人关于生产力概念的讨论，包括马克思在内，无不受到斯密的影响。

在《国富论》中，劳动生产力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与斯密讨论的主题——国家财富——息息相关。然而，斯密并未对概念本身下定义，而直接以先验的方式使用，假设这已经是个不证自明，不需要划定界限、说明内涵的概念。在进入斯密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借助词源学，搞懂斯密认为大家都懂了的productivepowersoflabor（劳动生产力）。

第一，劳动（labor）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活动，标志着人高于动物的特权，更意味着伴随人生的苦难。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违背神谕偷食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从此，男人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在很多西方语言中，劳动都有劳作与分娩两重含义。

可见，无论是为了个体的生存还是物种的延续，labor都代表着人无法摆脱的宿命与生活中痛苦的必然。马克思在1840年代，从人本主义逻辑出发所进行的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带有原罪色彩。其企图通过消除奴役劳动对人的异化，实现人原初的类本质。但他很快认识到，劳动即生活本身。真正出问题的并不是劳动，而是决定劳动具体功能性质的生产方式。对于经济学家斯密来说，劳动倒是从一开始就是个客观现实的东西，即当时以分工形式存在的手工劳动。斯密之所以关心劳动，也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劳动在根本上是财富的源泉。

第二，生产力productive来自动词produce，源于拉丁文producere，pro指向前，ducere意为指引。那么，生产并不是如《圣经》“创世纪”般无中生有的创造，而只是将已有的东西引导向前。由于带有明确的方向性，生产一词生来就带着历史的痕迹。然而，古人预见到的秘密，却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才被真正突显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试图在理论上解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经济现象，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历史。马克思正是通过引入历史维度，才最终以生产为基础构建出诠释并批判现代性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理解生产力一词的关键在于“力”。无论是劳动还是生产，都是为了形容和限定这种力。Power并非可以量化的物理、身体的力（physicalstrength），而首先是“存在”所具有的能力。其源于古法文povoir,接近现代法文中的pouvoir。这种属于存在的力量，在自然法中是单数大写的Power，象征绝对的、先验的、自然赋予的权威。

在明确“劳动生产力”概念本身的词源学含义后，我们来看斯密是如何阐述“劳动生产力”的。总体来看，斯密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点：

首先，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是分工发展的结果。斯密是第一个系统讨论分工、并用分工解释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家。原文中divisionoflabor的逐字翻译应该是“劳动的划分”。生活在18世纪中后期，斯密所见证的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劳动的划分”很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仍然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中存在的分工状态：将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过程划分为多个部分。

在斯密特意举例说明的扣针手工工场中，一枚针的制作被分成18道不同的工序，由不同的工人分别完成。通过分工基础上的合作，生产的产量比同样数量的手艺精湛的作坊师傅单独工作的总量提高了数千倍。从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描述，不难看出他在英文中使用的“劳动生产力”中的“力”（powers）为何是复数形式。

斯密虽然提到机器在分工中起到的作用，但在手工业生产的背景下，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工场组织形式中的手工劳动。1845年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英国大型机器工厂的实际运作，却已经从拜比吉和尤尔那里读到了由大机器构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工厂系统。在大机器生产中，人沦为机器的看守，分工的基础不再是手工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推动、可日夜运转的大型机器系统。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现实历史，发展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

提供了实证基础。斯密虽然没有预见到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他的劳动分工理论却为后世理解更为复杂的工厂系统与管理体系中的秩序奠定了基础。

斯密的分工思想还区分了狭义的劳动分工，和广义的社会分工。他认为，分工不仅存在于某一工场内部，还存在于不同的制造行业之间。他还提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以及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这些有关分工的思想，都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形态》中关于分工的讨论。《形态》中的分工，一方面承载了建构历史科学的功能，另一方面担负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功能。但由于马克思尚处于理论建构初期，其当时对分工的理解不免存在偏差，甚至保留了哲学人本学的批判形式。也正是由于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情况，理解分工，成为解读《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生产力概念的关键。

其次，围绕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斯密讨论了分工与交换之间的关系。斯密一方面用人类与生俱来的“交换倾向”来解释分工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强调交换与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作用。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摘录至此突然写下一段评论：批判斯密在分工与交换之间“循环论证”，用交换解释分工的产生，又用分工解释交换的可能。

其实，斯密这里并不存在循环论证。因为斯密关心的并非孰先孰后或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二者与劳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斯密的讨论中，推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是分工，而交换的范围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斯密的问题并不出在这里，而是在于他提出的“交换倾向”这一说法上。虽然他拒绝进一步界定交换倾向是人的本性，还是理性或语言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说法本身却给了交换和分工一个含糊的人类学动因。

斯密的生产力首先是劳动的力量。并且，这里的劳动并非抽象概念，而有具体所指：分工条件下的手工劳动。单从这点来看，斯密的生产力描绘的确实是客观的经济现象，即劳动在现实中的具体存在形式。然而，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最终仍是“关于财富的理论”，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是财富的分配和交换。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

表面看来，这句话似乎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但实际上，英文原文ageneralplentydiffusesitselfthroughallthedifferentranksofthesociety说的是“普遍的充足财富将在社会各不同阶层间进行分配”。可见，斯密虽然提出劳动生产力，并用劳动分工来解释生产力的发生，但他真正关心的，是这种力量带来的财富如何在各个等级之间合理分配。至于劳动在本质上是什么，它的现有形式在人类发展中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斯密不关心的内容。

对财富的关注和对生产劳动的忽视，直接导致斯密理论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缺失：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换，都变成现成的，非历史的。然而，生产力不只是劳动在现有生产方式中实现的能力，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动力。这条重要的历史维度，将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生产力”概念的变革式发展与深化。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1843到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此时，刚刚开始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仍然站在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对人的奴役和异化。在其所阅读的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频频出现的“劳动生产力”概念，并未引起他过多的关注，仅仅使在引述和摘录过程中提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清算旧哲学、创建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决定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将问题域从经济发展落后而思辨哲学发达的德国，转移到了工业实践和理论均很发达的英国和法国。在全新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分别从结构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科学描述。生产力在两种理论视角中均承担了重要职能，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背景主要是斯密，而不是李嘉图。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性表述中，马克思的生产力是个关系性概念。为了从结构的角度说明历史，马克思提出构成历史原初关系的四种共时性“因素”：第一，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第二，由生产活动本身的需要引起的再生产；第三，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生命的繁衍；第四，人们在上述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作为labor两重含义的“劳动”与“生育”，在这里变成了两种生产活动。词源学上意为“向前引导”的生产（源于拉丁文producere，pro向前，ducere引导），终于替代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劳动，成为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角度对历史的诠释。

在马克思对历史的结构性分析和生产力的关系性描述中，其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然而，在人的社会关系的显性话语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种重要关系——即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物性联系。当然，越是追溯到远古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越为突显，物性关系也越为简单。随着工具的出现，分工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个被黑格尔称为“第二自然”，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的感性无法直观的“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并且，这种包括人在内的客观的社会存在本身也随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断发展。

在手工业生产中，我们仍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协作。作为“手的延伸”的工具，还不足以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到了机器工业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直接的合作关系。人变为机器的附属，即工厂系统中的辅助性功能，物性系统取代人成为生产中的主导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推新，这一系统还将变得更为复杂，实现更为精密的物性秩序，成为整个人造世界的统摄。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表述中，生产力体现为分工的发展。而用分工来解释生产力，始于斯密。马克思在此沿袭了这一观点，并从个人和民族两方面说明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既要对历史进行宏观的科学描述，又要从中生发出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这两个任务并不容易在同一理论框架中实现。甚至，二者的结合，容易导致马克思已经放弃的哲学批判思路的再现。《形态》中的分工便同时担负了双重责任：一方面，描述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私有制的替罪羊，成为当下批判的对象。因此，对生产力的历史考察以所有制的形式更替为线索，“分工的各种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马克思的分工主要有五种：最初的家庭内部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工业、商业与农业劳动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以及行业内部具体的劳动分工。在具体分析中，马克思分别说明了以上五种分工在每一历史阶段上呈现的变化。每一种新的分工形式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在“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工场手工业的私有制——机器大工业的私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

同样讨论生产力的阶段式发展，李斯特的分期标志是农业、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而马克思的标准是所有制形式的改变。虽然马克思将所有制形式、交往形式与生产方式相混同，认为“这些不同的（交往）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但我们在具体分析中，尤其是马克思对行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过程较为详尽的分析中，还是能够看到以分工为表现形式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中呈现的结构性变化。这为马克思深入经济学研究，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入口。